2021年平凡的一天，一早，重庆姑娘李丝和成都人林飞鸿又迎来日常工作中，最频繁的出行。复兴号G8610和复兴号G8609，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山城重庆，从四川平原，相向而行。又一天的双城生活在这奔腾的列车之中，被再次激活。而这样的相向而行，69年前也同样发生过。

那是重庆和成都，这两座血脉相连的城市，第一次通过铁路深情相拥。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成都和重庆分别举行庆祝大会，并对开一列彩车。两辆机车被装扮得一模一样，它们在两座城市的中间点内江汇合。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内江少年李元鸿和他的小伙伴们登上了从重庆发往成都的第一班列车，眼前的一切，对于他和所有围观群众来说，无疑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1947年，成渝间已有公路相通，但路并不好走。“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当时，人们常常拿这个段子戏谑成渝公路，可见它坡陡弯急，行车不便。汽车常常因此坠下深沟，龙泉驿镇外的飞龙桥，就是老成渝公路的“鬼门关”。可即便如此，在成渝铁路通车之前，这条修建于1933年的成渝公路，仍然是连接成都和重庆最便捷的通道，如若顺利，单边到达只需两天。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移，那川人出行，就只能依靠双脚，或者舟楫。以长江为主干，以岷江、涪江、沱江等水域为主要通道，三条水路构成了千百年成渝间的生命线。巴金曾经自述，1923年，19岁的他从成都去上海，就是在九眼桥码头上了木船，顺岷江经乐山至宜宾，再顺长江经泸州至重庆，此时已花去一周时间，而后再在重庆乘江轮去往上海。

除了水路，官府和民间的陆上交通，则需依靠驿道。东大路，是成都沟通川东方向的必经之路，最早在蜀汉成型，史称蜀巴大道。因为相向而行，另一头，从通远门出发的重庆人则习惯称它为正西路。曾经延绵千里的古驿道早已不再延绵，只是在这一东一西的两座城市里，依稀留下些岁月的痕迹。

日益繁忙的物资交流，使得坎坷不平的古驿道和受气候影响的水路都不能满足运输需求。而此时的中国，已然兴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唯有四川，不见一寸铁路。修筑一条铁路，成为了川人最迫切的愿望。

据1953年出版的《成渝铁路工程总结》记载，提出修建成渝铁路，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奏请清朝政府，修筑川汉铁路以求主权。川汉铁路预定线路自四川成都，经内江、重庆、宜昌，终点到达湖北汉口。成渝铁路最早便是川汉铁路的组成部分。

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四川各界人民开始踊跃集资修路，股本的主要来源为“按租出股，收租在十石以上者，百分取三”，因此川汉铁路从开始筹建便与四川人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连。

1909年11月，詹天佑南下宜昌。12月10日，作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了川汉铁路首段工程宜万段的开工典礼。他“向全世界宣告，川汉铁路已经开工。”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将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视为奇事。可这样的“奇事”并没有维系多长时间。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之名，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筑路，出卖路权，合同还规定，川汉铁路必须用美国和德国的总工程师。

四川资中的罗泉镇自古盐业发达，当地乡绅和百姓推崇信义文化。保路运动发起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选择在这个忠义爱国，且地势隐蔽的地方召开了著名的“罗泉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将和平保路推向武装起义。一个月后，在四川成都这条仅有两百多米的督院街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奋起反抗。

“成都血案”发生后，龙鸣剑将事实书写在木片上，然后刷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适逢江水上涨，不到一日，“水电报”就几乎传遍了整个西南，武装起义，一触即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为纪念保路运动牺牲烈士而修筑，如今依然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被鲜花簇拥着，被来往的人们仰首凝望。

四川保路运动促成武昌起义成功，中国从此改朝换代。而那条改变中国人命运的铁路，却最终停止在宜万段的七点五公里处。

从1903年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四川人民盼了近半个世纪的铁路线，最终只盼来了一根没有铺设一寸铁轨的虚线。